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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精神的當代詮釋 ——絲綢之路題材美術創作

2019-06-18 12:59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瀏覽:

  

 

  永遠的敦煌(中國畫)

  盧禹舜

  古老的絲綢之路對現代美術的建構意味著什么?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又意味著什么?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西北、域外寫生與創作,到新時代的“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絲綢之路題材美術創作以其70年發展歷程,生動詮釋了既古老又現代的絲路精神,以及其對中國美術現代轉型的推動,對民族文化復興浪潮的感召和引領。

  歷史尋蹤

  20世紀30至40年代,伴隨著抗日救亡的浪潮,懷揣著時代的問卷,司徒喬、韓樂然、趙望云、王子云、張大千、孫宗慰、常書鴻、吳作人、董希文紛紛踏上古絲路,赴甘肅敦煌、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寫生與創作。與此同時,嶺南派畫家高劍父借出席亞洲教育會議之際,遠赴海上絲綢之路,在東南亞、南亞一帶寫生;1947年,關山月也完成了南洋的考察與寫生。在古絲路上,藝術家們不僅獲得了豐贍的漢唐圖像資源,記錄下不同民族的生活與勞作,而且在冥冥中感悟到早已遺失的絲路精神。他們以絲路為母題的作品,隔空回應了魯迅等關于以復興漢唐文化為路徑建設中國現代文化的構想,于古老的絲路上,助燃民族文化復興的希望。

  如果說30至40年代的絲路寫生是基于個人文化自覺,那么,新中國成立后,絲路題材的寫生與創作則上升到國家層面。這類創作可大致分為兩個部分:

  其一,50年代中后期,藝術家們深入敦煌、麥積山、云崗、龍門和新疆、西藏地區,為新中國文藝建設尋找民族文化資源。在趙望云、黃冑、董希文以及后來的全山石、靳尚誼、詹建俊等美術家的筆下,以古老文化和人民生活為依托的新風格,極大豐富了新中國美術。

  其二,國家組織藝術家赴歐洲、非洲寫生及舉辦展覽。比如,1956年趙望云、石魯的埃及寫生;1956年關山月、劉蒙天以蘇聯、波蘭工業題材為對象的寫生與創作;1957年李可染、關良的訪德寫生等。

  石魯中國畫《沙漠之舟》便源于他在埃及的寫生。在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埃及,石魯用獨特的視角觀察阿拉伯人和他們最為日常的交通工具——駱駝。作品中,只有駱駝和它的主人,背景空無一物,突出了烈日下沙漠的特征。這就是中國畫的妙處。非西式的寫實,又標示著作品是中西融合的結果。詹建俊油畫《舞》,以近似中國寫意的語言,描繪出非洲人獨特的舞蹈形態——熱烈的紅色從黑色的人物背后透出來,舞蹈者身上的黃色草裙,強化了畫面激越的節奏感,為油畫民族化增添一抹亮色。再如,李可染中國畫《魏瑪大橋》,以流動的線條,濃淡干濕相得益彰的墨色變化等中國畫手法,描繪了德國的魏瑪大橋。可是,不要忽視了畫面中那些光的影子,透過樹林而來的光,將墨色韻味濃郁的中國畫渲染上現代氣息。這是李氏風格的雛形,沿著這條道路,可以依稀看到萬山紅遍的輪廓。李可染的歐洲寫生造就了一批融合光感的中國畫作品,也成就了我們后來所熟悉的李可染風格。

  此類寫生與創作活動,皆以跨文化的姿態,復現古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互鑒的盛況,豐富中國畫的現代探索。

  絲綢之路題材創作高潮的真正到來,是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之后,中國國家畫院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導下實施了“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該工程選題共258個,分為“江山多嬌”“歷史風云”“駝鈴聲聲”“藝文燦爛”“絲路風情”“今日新貌”六個板塊,涵蓋了古今絲綢之路的重大歷史事件、人物、商貿、文化、民俗、山川風物及新中國建設成就等多個方面。令人矚目的是,該工程創作隊伍匯集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伊朗、印度、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化團隊。該工程最大的特色是,以現實主義的敘事方式,完整而準確地詮釋絲綢之路數千年積淀下來的,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強烈表達出以藝術的方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

  主題建構

  新中國美術70年來的創作歷程表明,絲綢之路題材美術創作具有一個內在的復調性結構:它既是藝術家們對古老絲綢之路的再現性“復原”,又是藝術家們以創造力、想象力為基石的語言美學建構,更是藝術家們對絲路精神及價值的發掘與釋讀。

  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時間綿延最長、里程跨度最長的一條路。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民族幾乎皆行走于斯。塑造堅忍、開放、包容、進取的各個民族的形象,便成為絲綢之路題材美術創作的追求之一。

  風雨滄桑,在這條路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多湮沒不復。近年來,絲綢之路題材創作的要旨之一,就是從歷史深處打撈與重現那些非凡的歷史事件與現象,詮釋其所擁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涵義。在藝術家的美學敘事中,那些沉睡千百年的重大歷史事件一一被喚醒,以其華光四溢的絲路精神閃耀于當代。

  文化的交流與文明的互鑒,始終是絲路題材創作的主題。敦煌的建筑、壁畫與雕塑由中國和來自阿富汗、敘利亞、印度、伊朗等國的藝術家共同創造,以此為母題的絲路題材美術創作,70年來綿延不斷。例如,盧禹舜中國畫《永遠的敦煌》延續了他一貫的藝術風格——在氤氳神秘的畫面氣氛中,正處畫面中央的莫高窟和月牙泉,散發出迷人的氣息,仿佛兩千年的歷史濃縮在畫面中,令人心馳神往。大面積的紅色與黑色形成鮮明對比,為畫面增添巨大張力。在這類題材的創作中,人文古跡作為文明互鑒這一絲路精神的呈現,以其浩博深邃的歷史容量啟迪了藝術家的感悟與遐思,使其創作實現了人文情懷、歷史意識與生命詩意的高度統一。

  史詩交響

  絲路上雄奇蒼涼的山川風物與熱鬧的商貿場所、驛站、口岸、直道、榷場等構成的跨文化景觀,是藝術家們持續不斷地熱衷表現的題材。這類作品以大漠長煙、古道雄關等意境描繪,與千古吟詠的詩句遙相呼應,正所謂“山川之美,古來共談”。對絲路山川形勝、不同地貌的“尚奇”性追求,讓藝術家們在不斷獲取創作靈感的同時,也推動他們在傳統山水領域之外,開辟出寄寓著絲路精神的新山水、新風景體系。

  從根本上講,絲綢之路題材美術創作既是絲路精神內涵的挖掘與呈現,也是藝術語言的美學建構活動。就藝術創作而言,其成敗與否,有兩大關樞:如何將絲綢之路的史實轉化為人文史詩;如何以新題材為起點進行語言的美學建構。在全山石的人物畫創作中,絲綢之路上各族人民的形象占據很大比例,油畫《昆侖山青年——洛孜伊明》就是其中典型。全山石的繪畫語言脫胎于蘇派油畫,又融入東方個性,在造型準確生動的基礎上,加入中國寫意的靈動,充滿張力和韻味。

  顯而易見,絲綢之路題材的創作既非史實的簡單再現,亦非文獻的過度演義,而是通過文獻取舍、空間處理、人物表現和結構營造等手法創造的具有美學價值的圖像。換言之,它是歷史與藝術相結合之敘事邏輯的產物。通過創造性的想象,在審美層面上,建構出具有歷史象征性的結構與圖像,才是絲綢之路題材創作的終極旨歸。在這里,“歷史的真實”升華為“藝術的真實”——因其隱喻著絲路精神而超越了歷史文獻,所以它是更典型、更概括的真實。只有在這個層面上,來自于絲綢之路的那些零散的史實,才能升華為宏大的人文史詩。

  一部絲綢之路題材的創作史,就是一部藝術語言風格不斷創新的歷史。在這方面,李可染德國寫生的筆墨實踐,與靳尚誼油畫民族化探索,堪稱兩大范例。李可染的訪德寫生作品,在濃重積墨架構起來的豐富層次中,逆光流動徘徊,幾近出神入化境地;靳尚誼則化面為線,以平面裝飾減弱空間縱深,在寫意性的書寫中,賦予油畫語言以浪漫的東方韻致。

  絲路精神的當代詮釋,是借助語言美學的建構展開的。作品語言美學所達到的高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絲路精神詮釋所能達到的高度。縱觀70年的創作歷程,可以說,歷史所青睞的,是那些以創新方式建立起語言美學高度的作品。如今,“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絲綢之路題材美術創作也必將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

  (作者為中國國家畫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9年06月16日 08 版)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編輯:pe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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